傑西卡‧吉諾-赫克特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art Frankfurt am Main)歷史學教授。她的第一本著作《不可能的傳播﹕美國新聞在戰後德國的文化外交作用﹐1945－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55)獲得斯圖爾特‧伯納斯(Stuart Bernath Prize)外交歷史最佳處女作獎。她的第二本書《健全的外交﹕1850年以來德-美關係中的音樂與情感》(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850)將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她曾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Bielefeld)﹑哈雷-威登堡馬丁路德大學(Martin-Luther-Universitat Halle-Wittenberg)以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擔任教職。

1981年上映的一部電影叫《諸神一定瘋了》(The Gods Must Be Crazy)。影片中﹐一名飛行員在飛越非洲博茨瓦納卡拉哈裏沙漠(Kalahari Desert)上空時﹐將一個空的可樂瓶子丟到了一個部落的聚居地。當地土著人立即把瓶子看作是神靈的賜物。但是﹐這個"賜物"使他們的傳統與社會習俗發生了糟糕的變化。最後﹐部落委派一名成員﹐把瓶子扔到他們認為的地球邊緣以外。

這部電影為所謂"偉大的辯論"(The Grand Debate)──美國人是否是四處傳播流行文化進而征服﹑腐化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者"──提供了某種洞見。

毫無疑問﹐正如理查德‧佩爾斯(Richard Pells)所言﹐今天美國流行文化的內容大多來自20世紀其他國家的一系列影響。但是﹐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有那麼多人抨擊他們所認為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這個觀念在過去一個世紀中變得如此有勢力。如果我們希望更好地理解這種現象﹐就需要既分析美國文化在海外的形態和影響──正如佩爾斯所做的那樣﹐同時也考察其他國家的人是如何接受美國文化的。

2005年4月﹐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克羅克(Ryan Crocker)與巴基斯坦的富布萊特獎學金獲得者交談。(Anjum Naveed AP/WWP)

歷史背景

其實﹐這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有趣的矛盾現象──這個因文化傳播而引起如此爭議的國家﹐最初對輸出文化並無多少興趣。美國人歷來認為﹐他們的獨特之處主要在於政治體制﹐而非詩人﹑藝術家﹑小說家。美國人一般將流行文化視為個人娛樂﹐而不是外交政策工具。他們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在聯邦政府內設立文化部。1938年﹐美國國務院設立了文化關係處﹐但是﹐許多美國官員對這種將文化作為外交工具的做法持批評態度。即使在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文化屬於創造領域﹐屬於公眾品味或自由職業的範疇﹐不屬於政府的職能。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人士確定﹐美國需要在世界上倡導美國的生活方式。面對當時蘇聯在力圖輸出共產主義﹐美國的公眾人物和決策者致力於利用文化來加強國際影響力。在歐戰勝利日(VE-Day)以後的數年中﹐美國政府創立了一系列群組織與項目﹐如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富布萊特交流計劃(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等﹐以促進美國文化資訊的傳播。

當然﹐客觀而言﹐美國並不是輸出文化的第一個國家。從文藝復興時期起﹐歐洲大國推行過各種各樣的文化交流項目。英國在印度與中東﹑德國在非洲﹑法國在印度支那都曾將文化輸出作為加強貿易﹑商務和政治影響的有力工具﹐並為各自的需要吸收精英。聯合國教科文群組織(UNESCO)1959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81個國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國家﹐包括所有大國﹐都設有官方的文化交流項目。今天歐盟的一些活動所採用的便是集合文化外交手段﹐即創立各種促進語言與文化資訊交流的群組織。

阿根廷﹑墨西哥﹑埃及﹑瑞典﹑印度等國歷來也向週邊國家輸出影視產品。而且﹐近年來隨著一些好萊塢制片廠被外國公司接收﹐人們甚至感到﹐美國是否從"文化帝國主義者"變成了不幸的收購物件﹖但是﹐即使美國不是第一個輸出生活方式的國家﹐外國批評家仍始終視美國是未來的恐懼所在。

例如﹐在70年代與80年代﹐西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反美抗議﹑和平群組織以及反對美國軍事存在的群眾示威。歐洲的反美情緒很快擴展到文化領域。批評人士認為﹐美國產品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受消費者喜好這一範圍﹔美國商品不僅佔據了外國市場﹐而且也佔據了外國人的頭腦。對於歐洲的許多知識分子而言﹐大眾文化﹑好萊塢電影以及消費主義似乎威脅到歐洲的主權﹑傳統﹑以及基於印刷文化的社會秩序。大眾文化好像模糊了社會界線﹐超越了民族國家界線﹐擴大了資本主義市場。

然而﹐當張三向你說道李四時﹐其實能讓你更多地了解張三而不是李四。其他國家的人如何看待美國文化﹐也許更多地向我們敘述了他們本身﹐而不是美國。

文化與全球化

今天﹐世界上許多政治人物與文化批評家為美國電影的大量湧入而哀嘆。例如﹐在歐洲國家﹐這些人士擔心本國文化特點將會消失﹐大批觀眾已經為美國產品所傾倒。1991年﹐法國前文化部長雅克‧朗(Jack Lang)在一次以"衛星越高﹐文化越低"為標題的採訪中﹐強烈抨擊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然而﹐這種批評並不新鮮。早在在70年代﹐智利教授阿爾芒‧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和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阿裏爾‧多爾夫曼(Ariel Dorfman)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小冊子﹐題為《怎樣解讀唐老鴨》(Para leer al pato Donald)﹐揭露好萊塢對現實的歪曲﹐號召智利人民實現自己的文化解放。

有些小國﹑邊遠地區的民族或不知名的部落﹐由於高聲抗議西方影響而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焦點。這些訊息告訴人們﹐從冰島到拉丁美洲﹐從中非到菲律賓﹐很多地方的公共代表都在痛斥英美電視及文化影響給本土文化造成的衰落。

然而﹐從很多方面來說﹐"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個觀念是有欠缺的。美國社會學家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提出﹐這種現象也許僅僅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是這種發展而不是文化擴張導致地方文化消失。全球的技術和經濟進步以及全球化的融合﹐降低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把全球範圍的發展歸咎歸於某一個國家是有誤導性的﹐應該說每一個國家都受到了全球文化變遷的影響。

未來﹐"全球化"一詞很有可能取代美國文化帝國主義而成為新的眾矢之的。全球化一方面意味著地球在縮小﹐另一方面意味著地球日益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雖然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只是一種經濟現象﹐但是﹐它的因果效應確實是多方面的。這個語義含糊的詞涵蓋了現代化的多重特徵﹐如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展﹐技術以及科學理性的傳播等。然而﹐其核心思想沒有變﹐即文化與社會並不必然與民族國家的疆界重合。換言之﹐現代大眾文化的傳播也許並不是美國使然。

最近幾十年﹐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國際批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反美基調﹐轉向更加國際化﹐目標不具體。甚至那些美國的主要批評家也向這個方向作出調整。早在1980年﹐阿爾芒‧馬特拉特就對"文化帝國主義"被濫用提出警告。他強調﹐這個詞並不意味著外來勢力的陰謀﹔那種情形只有在國際與地方(精英)力量結合在一起時才會出現。

如果美國文化主宰這一觀念如此令人置疑﹐為什麼幾十年至今﹐反美主義在幾乎所有地方都大肆膨脹呢﹖究其原因﹐與其說與美國有關﹐不如說與抗議者自身有關。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文化反美主義﹐對這一現象的表達方式各式各樣﹐受制於地理環境與歷史周期的影響。現象的形態與內容不但因地而異﹐而且因時而異﹕每個時代﹑每個群體都有各自的反美形式。在20世紀﹐這些批評大多集中在美國文化輸出的經濟層面﹔在21世紀﹐人們似乎更擔心美國強權的全球政治影響。

法國的反美主義在冷戰時期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裂中產生。當時社會輿論譴責美國的擴張主義﹑北約﹑以及所謂美國藝術的腐蝕性影響──這些是令法國精英﹐而不是選民大眾﹐驚恐不安的問題。相反﹐"美國的生活方式"對那些熱衷消費主義和提高生活水準及經濟增長的法國年輕一代來說﹐有著強大吸引力。

法國的例子很有代表意義﹐因為它反映出文化反美主義的根本矛盾﹕在任何時期﹐反美主義一向與崇美主義形影並存﹔只有反美而無崇美的現象﹐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議的。反美主義與崇美主義的對立代表了兩者相互依存的必要條件﹕高度期待與極度失望一向相互交織。

大多數強國都有過這樣的基本歷史教訓﹕強權導致懷疑﹐一個強國的影響越大﹐其他國家就越反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時期﹐甚至在冷戰期間﹐一些政治與文化觀察家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提醒美國的決策者注意這種勢態的後果。正如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言﹐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其他國家的人不可避免地"憎恨那些凌架於自己之上的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如此。當我們思考全球化以及美國的作用時﹐也許應該記住這位智者的話。

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