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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
| 美國特性 |
| 日益多元化的美國民族 |
| 人物特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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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合眾 為一 |
| 移民辯論 |
| 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山谷 |
| 西弗吉尼亞小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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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指出﹐"美國統一性的問題如同目前美國人正面臨的任何問題一樣重要。" 儘管新聞報導和評論對"分裂"的美國眾說紛紜﹐美國人的傳統與價值觀中同遠大於異。他們不會忘卻十九世紀南北戰爭時期的怨恨分歧與不合﹐也不會忘卻20世紀早期宗教派別之間的一些暴力衝突。無論今天存在何種政治､宗教､社會分歧﹐這些分歧均不可與上述衝突同日而語。作者推論說﹐"完全有理由認為﹐2004年美國人所經歷的兩極分化可能導致反向的運動﹐提醒美國人﹐儘管存在種種政治分歧﹐他們仍具有同一國民性。"
幾年前﹐我曾在拙著《終歸是同一個國家》(One Nation, After All)一書中指出﹐儘管新聞界對美國社會的分歧有許多報導﹐但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之中團結的力量遠 勝於分裂的力量。誠然﹐美國公眾在一些政治和社會問題上觀點嚴重相左(歷來如此)﹐但是﹐個性主義與自我表現的價值觀已根深蒂固﹐宛如巨大的磁石繼續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與當下那些時常使我們互為排斥的分化問題相比﹐這些價值觀的力量要強大得多。
分歧領域
就上兩屆美國總統選舉而論﹐許多專家人士､新聞記者及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社 會的鴻溝似乎不可逾越。2000年選舉實際呈現一種勢均力敵的局勢﹐(兩位主要)候 選人幾乎獲得數目相等的選舉人票。2004年﹐喬治•布希(George Bush)總統明顯獲得普選票和選舉人票的多數。(現任總統比約翰•克裏參議員多近340萬張票﹐約佔總票數2.8%﹐同時他還以286對252的票數贏得關鍵性的選舉人票。) 然而﹐兩次選舉中﹐美國的政治版圖變化相對不大﹔趨向自由派的沿海地區仍然是"藍州"﹐趨向保守的南方和西部則仍然是"紅州"。
以顏色區分投票結果
21世紀頭幾年美國人在許多領域──如宗教､種族､性別､地域及世界觀等──中的分歧依舊沒有改變。不同宗教之間公開的神學辯論幾乎從美國社會生活中消逝﹐但是圍繞社會問題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上不同宗教傳統之間仍有分歧。美國往日主要的種族劃分體現在白人與黑人之間﹐而如今西語裔和亞裔美國人口與日俱增﹐還有大量以多種族自我定位的人口﹐他們不將自己歸屬於任何單一種族。男性和女性在世界觀上也通常不同﹐因此公職候選人調整各自的竟選綱領﹐以吸引基於所謂"性別差異"形成的某一方。
地域性的分歧可能不像內戰期間那麼涇渭分明﹐但是美國選舉結果卻證明這種分歧 依舊存在。大多數得克薩斯州人(他們以61%對38%之差投了布希的票)的政治觀點與大多數羅得島州人不同(後者以59%對39%之差投了克裏的票)。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海外､農耕社區的衰落､加上服務業的發展及遠郊的興起﹐均敘述經濟差異持續存在。一些美國人為生計而奔波﹐另一些美國人養尊處優﹐享受著富裕發達社會帶來的最美好的生活。顯然﹐今日美國存在著許多版本的"美國"。
有不少學者持這樣的看法﹐即美國是個裂痕很深的國家。最直言不諱的學者或許是著名史學家格特魯德•希默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她在《一國兩種文化》 (One Nation, Two Cultures, 1999)一書中聲稱﹐美國人仍生活在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分裂的陰影裏。希氏認為﹐其中一種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與自我表現﹐渴望超越較為傳統的社會角色以及20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盛行的倫理觀。另一種美國文化則尊崇權威﹐提倡循規蹈矩﹐希望重回父母能更多地控制孩子､更多的人以國為榮､並虔誠信教的時代。作為保守派﹐希默爾法布顯然認同這兩種文化中的第二種。左派文人中也不乏同樣的言論﹐認為現世主義及自我表現等自由派價值觀正受到來自右派陣營之威脅﹐因此他們試圖完整地捍衛20世紀60年代的成果。
從其書名便可見一斑﹐希默爾法布實際上在對我在《終歸是同一個國家》中對這場 辯論所發表的言論進行反駁。我在書中強調﹐政治活動人士喜歡進行文化論戰﹐但 大部份美國人有著共同的價值觀。他們可能就當下議題存在分歧──在民主社會裏 人們會有不同觀點──然而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更不消說南北戰爭期間)﹐人們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人們珍視60年代文化叛逆運動帶來的個性解放的種種好處。在這個意義上﹐希默爾法布堅持認為那個時代的重要性不無道理。不過﹐人們對這些文化裨益有著複雜的心理﹕他們時常發問美國的個性主義是否已走向極端﹐不再尊重權威與傳統﹔他們也普遍希望政界人物和睦相處﹐為化解國家問題尋找一致對策。
美國統一性的問題如同目前美國人正面臨的任何問題一樣重要。美國畢竟已經歷過一次內戰﹐其慘重的流血代價未曾被忘卻。不管我們目前的分歧有多深﹐人們絕不 會陷入那種鴻溝。正如南北戰爭的經驗教訓所告誡我們﹐分歧與不合對美國人本身 有害﹐對於那些以美國為向導指南的人們也無益。我們無疑要感謝這兩個陣營﹐透 過日常頭條新聞報導﹐我們在探討看是否仍還有實際的信仰和傳統能將美國人凝聚 在一起。
喬治•W•布希總統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聽取眾多宗教群組織領袖的意見(白宮圖片)
教會與國家
美國社會中所有那些所謂的分歧中﹐有一種分歧顯得非常突出。我們常聽說﹐美國社會的分水嶺本質上在於對宗教的態度﹐一面是篤信上帝的芸芸眾生﹐無論其信奉 的是何方聖主﹔另一面是那些看不到神明之手指點一切人間行動的人們。然而﹐如 果事實如此﹐美國宗教既具有凝聚力又具有離心力﹐那麼合眾為一的可能性就會增 大。
美國許多開國元勳認為﹐同一的倫理道德必然基於同一的宗教。但是﹐由於美國奉行政教分離﹐尊重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宗教自由﹐因此至少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美國從未有過同一宗教。不過﹐美國建國期間大部份美國人為新教徒﹐因此儘管新教派別繁多﹐但它們至少都贊同宗教改革運動的思想。
19世紀與20世紀早期﹐非新教背景的移民紛至沓來﹐希望在廣泛皈依新教的浪潮中尋覓民間的統一動力的理想業已化為泡影。不同信仰之間衝突嚴重﹐以致波士頓等城本土出生的新教徒與來自愛爾蘭和其他國家的天主教移民之間爆發了一 場真正的文化之戰﹐釀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其暴力傾向和分裂性遠遠超過今日所謂的文化戰。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找到了化解宗教衝突的相對和平的方案。儘管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彼此從未體現出大一統﹐但到20世紀中葉美國開始自稱為"猶太基督兩教合一"(Judeo-Christian)的社會﹐美國的三種信仰至少奉用同一經書﹐即希伯來人的《聖經》﹐這一事實敘述美國是統一整體。
"猶太基督兩教合一"概念最初含有"相容性"﹐但如今似乎已具有"排他性"﹐因為它並不涵蓋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其他許多在影響深遠的1965年《移民歸化法》結束配額制(歐洲移民優先)之後湧入美國的各類宗教信仰者。美國社會今日如此多元遼闊﹐難用一言自我定位。一些人建議用"亞伯拉罕後代"(Abrahamic)一語﹐因為它涵蓋了穆斯林﹐但同時卻排除了東方宗教。或許有史以來從未出現過像今日美國這樣在宗教上百花齊放的社會﹐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可溯源到美國的開國元勳們當年做出的提倡宗教自由的決策。
是否存在共同文化﹖
面對如此多元的社會﹐一些人開始聲稱﹐美國人缺少一個共同的文化﹐因此面臨著明顯分裂的可能。這便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2004年出版的《我們為何人﹖》(Who Are We?)一書發出的啟示。亨廷頓的側重點放在墨西哥裔美國人身上﹐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亨廷頓強調以盎格魯新教教義為基礎的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主張移民們皈依這種文化。亨廷頓並沒有將宗教本身作為分裂源頭來進行研究﹐而是側重於受不同宗教傳統影響的文化類別。然而﹐他的書令人想起美國早期的某些歷史階段﹐當時由於恐懼多元化﹐文人們推斷﹐美國如果找不到化解多種文化鼎立局面的途徑﹐前途將一片渺茫。
美國宗教多元的事實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有理由對多元造成份裂一說進行質疑。 儘管美國人存在著五花八門的宗教習俗和傳統﹐但美國文化的巨大力量影響著美國 所有的宗教。近年來﹐學者們不僅開始重點研究美國宗教的經文和教旨﹐還側重於 普通人信奉宗教的實際方式。這一研究產生出的推論之一是﹐儘管各種宗教不盡相 同﹐但人們信奉宗教的方式通常卻異曲同工。
例如﹐美國人一般偏愛那些貼近他們生活的宗教。他們質疑外來權威﹐甚至有時也質疑本地權威。他們信教通常出於情感而非理念﹔聖書經文對於他們並非需要研習 的發人深省的書本﹐而是是引導他們度過艱難歲月的指南。宗教賦予他們以強烈的 是非觀念﹐但宗教通常願寬恕人們的罪過並為他們提供再生的機會。美國人一般通 過信仰體驗自強和自信的感覺。這些宗教不僅向他們傳授真理﹐也播灑仁愛。美國 人有時改變信仰﹐以尋覓一種能給他們帶來本真感的宗教。對於他們﹐宗教並不意 味著信守某種傳統﹐而是以一種不斷變化､推陳出新､勇於進取的姿態去適應紛繁 的世界。
由於美國人通常以非常相似的方式信奉著不同宗教﹐因此信仰可當作統一的重要力 量。在圍繞上帝為何人或上帝有何使命的問題上﹐人們不必達成共識﹔只要其他人 努力尋找適合自身需求的信仰方式即可。這些信奉宗教的共同方式如此具有感召力﹐即便是新移民也會迅速調整其原住國的信仰﹐以適應美國的現實。在19世紀﹐天主教徒和猶太人根據美國的現實對其自身宗教進行了改革。如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在步其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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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了解
美國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與宗教相似﹐現實生活促使人們求同存異。隨著美國白 人在工作場所越來越多地接觸其他膚色的美國人﹐種族歧視也逐漸減弱。年輕一代 越來越多地與來自其他背景的人通婚﹐曾困擾他們父輩乃至祖輩幾代人的分歧消逝 得更快。毫無疑問﹐許多南北方人可能各持不同政見﹐但其生活方式有著驚人的相 似之處﹔他們開著相同牌子的汽車﹐去類似的商場﹐買同樣的商品。儘管世人在談 論紅藍美國﹐但你可置身於美國的任何地方﹐仍發現一切是如此親切熟悉﹐甚至有 過之無不及。
的確﹐完全有理由認為﹐2004年美國人所經歷的兩極分化可能導致反向的運動﹐提醒美國人﹐儘管存在種種政治分歧﹐他們仍具有同一國民性。倡導分化的確能夠收到明顯的政治效益﹐尤其對於那些狂熱的黨徒更是如此。他們通過抓住意識形態之爭另一方的所謂"險惡"圖謀來招集追隨者。然而﹐在政治中﹐至少在一個成功的民主政體中﹐每一種反應最終會受到另一種反應的制衡。我認為﹐由於統一在共同的宗教信仰方式之下﹐社會生活其他領域又有著相同的體驗﹐美國人終究會發問﹕在看待其他與他們有著不同政治見解的美國人時﹐是否應基於其觀點把他們視作超越了社會雷池。
如果他們這麼做﹐我相信他們的結論是﹐我們畢竟同屬一國。美國的個性主義以及我們對自我實現的尋覓超越了我們的分歧。只要我們仍沒有忘卻我們大家擁有共同 的美國文化﹐我們將繼續築建將我們連接在一起的橋樑﹐誠如我國歷史中屢屢發生 的情況。
艾倫•沃爾夫(Alan Wolfe)擔任波士頓學院(馬薩諸塞州)政治學教授兼波西宗教與公共生活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有﹕《終歸是同一個國家》(One Nation, After All, 1998)以及《美國宗教的演變﹕我們的信仰如何再現於生活》(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ligion: How We Actually Live Our Faith, 2003)。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